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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八路军是抗日战场上的中坚河北和山东参军人数远超其他省份

      抗战时期,关于哪个省出兵最多,战斗力最强,一直众说纷纭。但总有些别有用心的人,绝口不提在战争中表现最顽强的八路军,从而导致参加八路军人数最多的河北和山东两省榜上无名。

      抗战时期,侵华日军动用了至少百分之四十多的兵力,对付八路军,而在1942年,这个比例更是高达百分之六十多。

      一个名叫山田的日军大佐,曾经这样评价国军:政府军分为中央军和地方军。相比之下,装备精良的中央军,更好打一些,他们打仗前往往拉开很大的架势,打仗时枪炮齐鸣,声势骇人,却毫无杀伤力。中央军擅长被动防守,防守阵地漫长且无纵深。日军只要集中兵力,猛攻一点,迅速突破阵地后,就能造成整条防线溃败。中央军开始撤退,组成新的防线。周而复始,如果日军发现对阵的是中央军,就会很有信心,只有一个大队,也敢于主动进攻中央军一个师,而且往往大获全胜。

      相比起中央军,地方军更难对付一些,士兵很顽强,可装备太差,另外地方军还经常被派到最危险的阵地。所以每一次战斗,地方军都会蒙受重大的损失,进而造成士气低落。

      指挥过平型关战役的林师长,也曾不客气地指出:中央军队如果还是守着挨打战术,便真的糟糕透顶了。他们不应该分散兵力处处防御,不应该设纵横数百里的防线,概如此则处处工事不坚,处处兵力薄弱,处处均易为敌军突破。处处守,则必处处不能守。

      当时黄河水猛涨,国军没有足够的渡河船只,眼看就要全军覆没之际,八路军115师685团2营,在营长周长胜的率领下渡河赶来支援。

      卫立煌有些哭笑不得,他倒不是看不起八路军的战斗力,而是区区一个营,在这样的战场上,作用简直就是无足轻重。

      周长胜审时度势。向卫立煌提出意见。现在渡河已经没有可能,背水一战的胜利性也是微乎其微。与其坐以待毙,不如主动向日军发动反击。

      在周长胜的建议下。国军非常迅速的兵分三路,留下一个旅,和赶来增援八路军一个营,负责正面防御。国军另外4个师兵分两路从左右两翼扑向敌人。

      卫立煌下令追击,可是负责两翼包抄的部队,行动不够迅速,没能对日军形成合围,愣是把歼灭战打成了追击战。为此周长胜懊悔不已。

      卫立煌反败为胜,欣喜之余,亲自去往医院,看望被阎锡山部队误伤的八路军115师师长。

      后来卫立煌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,打了不少漂亮仗,面对中外记者采访时,卫立煌对远征军避而不谈,竟然当众称赞八路军是“复兴民族最精锐的部队”。

      卫立煌指挥作战的能力,在国军将领中是出类拔萃的,可是对于他的观点,绝大多数国军将领并不认可。

      国军战斗力不强的第三个原因,就是吃空饷。所谓的吃空饷,就是花名册上名字,实际中并不存在,但是这些有名无实士兵的军饷,是照常发放的。

      “吃空饷”在国军中是公开的秘密,哪怕是待遇最好的中央军,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。

      中央军的军饷是很高的,按照规定,一个中央军军长,每个月可以领到320块大洋的军饷。师长减半,是160块大洋;团长、营长、连长的月薪分别是120块、100块、80块大洋,排长43块,上士20块,普通士兵一个月也能拿到10个大洋。

      而当时在河北,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,一年能赚到20块钱,就已经谢天谢地了。当时在河北,32块大洋,就能买到一亩良田。

      即便是这样,中央军中吃空饷的现象还是很普遍的,一般约定成俗的是百分之十五。

      畅销书《万历十五年》的作者黄仁宇,1941年加入了国军将领陈诚的第十八军所辖第14整理师。这个军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,中央军一共有20个整理师,第18军就占了三个。

      据黄仁宇回忆,即便是这样的精锐部队,虚报人数吃空饷也是公开的秘密。比例一直都控制在15%以内。

      当官的吃空饷,普通士兵也不甘落后,当地土匪收购美制机关枪,公开标价7000大洋,生意竟然做得风生水起。由于被普通士兵私自卖掉的武器太多,以至于后来每到晚上,机枪都被铁链锁死了。

      远征军将领宋希濂回忆说:1942年远征军初入缅作战失利,许多官兵壮烈牺牲。令人气愤的是,许多军需人员却喜笑颜开。因为他们可以把领来的外汇抚恤金,顺理成章的据为己有。死的逃的愈多,他们就愈高兴。”

      另一个蒋军嫡系将领胡宗南,他的副官陶萃权曾经说过,“胡宗南号称40万大军,至少有6万多士兵实际上并不存在。驻扎在西安附近的一个师,实际兵力只有三千多人。

      借用《玉堂春》里苏三的一句话:洪洞县内没好人。在那样的环境里,很难有人独善其身。

      国军第54军军长黄维,因为食古不化,被同僚们都戏称“书呆子”。就这样一个人,也因为吃空饷,被何应钦抓住把柄,灰溜溜的离开了第54军。

      上述这几位都是蒋介石的嫡系,在中央军中,绝大多数都是非嫡系,非嫡系部队的待遇,和嫡系部队相差甚远,因此吃空饷的现象,也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有些部队实际兵力,甚至达不到50%。

      例如国军第七十三军原来是湘军部队,其所部暂编第五师,花名册上领军饷的有7000多人,实际线人,尚不如日军一个联队(3800)人。

      至于地方军,待遇更差,例如在抗战中表现出色的川军,连长每个月只有发2.5块银元,士兵就更少,一个月只有0.5元。

      更有甚者,川军第21军模范师第三旅,旅长廖海涛抱怨,他的部队,已经半年多没发军饷了,上峰偶尔发下点钱来,给士兵们买粮都不够。

      滕县保卫战中,壮烈牺牲的川军第122师师长王铭章,花名册上全师有8000多人,实际上全师兵力还不到3000人。

      虽然士兵们打得很顽强,可面对日军两个师团五万多人的进攻,最后还是全部英勇殉国。

      在抗战时期,川军共出动22个师出川作战,川军的一个师,兵力最多的也没超过四千人。

      川军一个军的兵力,只有日军一个师团兵力的百分之六十,国军使用地方军作战时,总是使用一个军对付日军一个师团,可是地方军吃空饷太严重,所谓的的兵力优势根本不存在,在日军武器、兵力都占绝对优势时与其决战,国军吃亏也是在所难免的。

      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中,补充给龙文章的新兵都是用绳子绑来的,都是些毫无战斗经验的普通百姓。

      《团剧》原型是松山之战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这次战役属于国军精锐,因为他们不但装备了美式装备,还配备了美军教官。这待遇是非嫡系部队难以企及的。

      松山战役中最让人心痛的是七千娃娃兵,这些孩子最大的不过15岁,最小的只有八九岁。

      某位知名作家曾经说过,他15岁以前没穿过裤子。娃娃兵们没有那么,他们过早的直面战争与死亡。

      但话又说回来,当时国军精锐处于反攻阶段,兵源应该很充足,不应该把一群少不更事的娃娃送上战场的。如果非要有个合适的解释,这些娃娃兵,都是抓来的壮丁。

      国军抓壮丁的历史由来已久,本来还能严格执行三丁抽一的规矩,后来就变成了二丁抽一,也就是说一个家庭中,有两个16到58岁的男子,就要有一个去当兵。

      这个制度饱受诟病,国军根本不把壮丁当人看。曾经带人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的国军将领鹿钟麟曾感慨:“壮丁生活太苦,当兵等于进了监牢,甚至简直就是判了死刑。”

      有一次,抓壮丁的家伙们,闯进遵义兵工厂。兵工厂的老板有军队在后面撑腰,结果和抓壮丁的人发生冲突。一场械斗下来,40个人当场死于非命。另外还有12人被判了死刑。

      抓来的壮丁,都要到新兵训练营进行训练,一个训练营的标准是2000人,但实际上能达到2/3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其余的不是半路上逃跑了,就是被饿死了。

      壮丁在训练营走两天正步,就开始进行实弹射击,由于操作不当,每天都有因误伤而送命的。

      新兵第一次上战场,伤亡能达到百分之八十,其中有不少人,是倒在自己方督战队的枪口下。

      部队伤亡太大,为了补充兵力,抓壮丁的人也是费尽了心机,遵义有个孤儿院,里面住着一二百个孤儿,结果有人发现了机会,将这些孤儿用铁丝绑了,直接送上了前线。

      当然,这种竭泽而渔的方式,也是迫不得已。由于国军没有士兵档案,所以他们的征兵工作特别混乱。

      每天天还没有亮,门口就摆了二十几张大桌子。其中一张桌子后面,都有一群面带微笑的家伙。他们的目标,是那些等着伤愈归队的老兵。他们才是战斗力的保证。

      嫡系部队的桌子上堆满了现金,承诺只要伤愈老兵加入他们,不但可以补发一个月的军饷,受伤之后的伤病补助也一并发放。

      至于地方军,只能靠画大饼骗人了,最常用的手段,就是许诺只要加入他们,就官升一级。

      这种公开撬墙角的行为,使得嫡系和非嫡系之间矛盾重重,看到对方全军覆没,幸灾乐祸的多,主动伸出援手的凤毛麟角。

      抓壮丁、吃空饷的利益太诱人了,四川的一些征兵站,抓一百壮丁,就敢向上报500。

      上峰就按500人划拨费用,一个士兵枪弹费(步枪一支,子弹300),军装两套,皮带一条,雨披斗笠一套,军用毛毯一床,麻鞋草鞋各两双,还有柴火费,伙食费等等,一个壮丁算下来,至少要划拨50块钱。

      壮丁经过训练后开赴前线,国军“军政部”派来的“点验官”,照例要按照花名册点名数人头,核实无误后才签字允许开拔。

      征兵处则通过关系,把附近村镇上的伙计、棒棒、家丁,甚至妓院的“大茶壶”都雇来临时凑数。

      新兵到了前线人数不足,就说他们半路上跑了,死了,反正也没有档案,根本无法追究。

      八年抗战,据花名册上统计,川军出兵高达350多万人,伤亡人数64万(阵亡263991人,负伤356267人,失踪26025人,其中少将以上24人),最后平安回川的兵力不到15万人。高达270万川军不知去向。这其中有多少是吃空饷造成的就不得而知了。

      据统计国军兵力最多时是1944年三月,共有124个军零31个旅,总兵力600多万人。一个军平均有四万多人,足见其中吃空饷的现象有多严重。

      国民政府根本无法负担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,开始彻查吃空饷,结果到了1945年初,国军统计兵力就只有250万人了。而许多人对这个数字也持怀疑态度,他们认为,当时国军线万左右。

      现在拿着一份吃空饷的统计表,妄谈一支部队抗日期间贡献大小,战斗力强弱,其实就是自欺欺人。

      河北省在抗战期间损失了548万人口。1933年长城抗战,国民政府统计河北省全省人口,包括平津地区共2846.65万人。1945年日寇投降,全省统计人口2731.27万人。是抗战时期全国唯一人口负增长的省份。

      卢沟桥事变后,国军很快放弃了河北,但为国捐躯的河北藉国军将领并不乏其人。

      佟麟阁、郝梦龄都是国军上将军衔,国军第98军军长武士敏,因为与八路军关系密切,他牺牲后没有被追认上将。

      1937年10月20日,八路军115师政训处(后改称政治部),在罗荣桓的率领下,进驻阜平、平山等地,着手创建抗日根据地。

      两天后,115师政治部干事李博元,在唐县南下苇村,动员50名当地青年参加八路军。这也是第一批河北藉的八路军战士。

      其实在八路军进入河北之前,就已经出现了许多自发的民间抗日武装,曾经在《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》(即八一宣言)得到盛赞的抗日救国军军长孙永勤,因为牺牲较早,这里就不细说了。他手下牺牲在战场上的五千多燕赵子弟,也都为了无名英雄。

      1937年7月底,孙志远、唐朴农、安玉林等人在定县组织抗日义勇军,顽强阻击日寇南侵,三个多月后,这支部队被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收编为“抗日义勇军第8支队”,1938年3月,编成人民自卫军第六团。全团1700多人。

      1937年8月,孟庆山在高阳、蠡县、定县、安国、无极、藁城、正定等县组织起河北游击军,总兵力6.9万人分为三个游击师和13路游击纵队。

      1937年9月中旬,在翟晋阶、刘洪涛、马玉堂等人的率领下,在藁城、深泽、无极等地组建了两千多人的抗日自卫军,几个月后,起义部队被八路军收编为“抗日义勇军第5支队”。后改称冀中人民自卫军第五团。

     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,团长翟晋阶后来带部队去往山东,1942年牺牲在乐陵,牺牲时职务山东省委统战部长。1942年牺牲的马玉堂,当时任八路军渤海军区司令员。按照国军的授衔标准,翟晋阶和马玉堂都是少将以上军衔。

      这倒不是作者矫情,因为川军中牺牲的24位少将以上军衔中,柴新意、林相侯、解固基、杨怀、张雅韵、王家让、王成桂、梁静珊、闵季连等九人都是川军团长。

      1937年10月初,杨秀峰率领3600多人,在太行山区组织抗日游击队,开辟冀西抗日根据地。年底,游击队改称八路军冀西抗日游击总队。后来又被改编为八路军129师新11旅兼冀西军分区。

      另外,张子政、熊德如在隆平县(赵县)组建了1800多人的“冀南抗日游击队”。后来游击队被编入新四军第五师。

      另外马国瑞、程玉琳、李仁祥、李建勋、杨廷修、周东光等人在威县、广宗、巨鹿、南宫等地组建了八路军别动队,总兵力2500多人。

      1947年11月3日,赵辉楼、赵月舫、樊杰山、邸英杰、曹万祥等人,在晋县、赵县、束鹿、藁城、宁晋等地组建五县联庄会,起义部队8000多人,下辖四个团,除了藁城和赵县联合团以外,其余几个团都是以所在县冠名的。

      中旬,赵勤甫率领1500多人,在宁晋县组成“良民自卫团”,后来这支部队被八路军第129师东进纵队收编改称“平汉游击支队”。

      1937年11月初,段海洲率领8000多人,在冀县组建青年抗日义勇军团,被八路军129师收编以后,改称青年抗日游击纵队,编入东进纵队序列。

      另外还有吕正操的河北人民自卫军,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,雁翎队,支队,龙崇赤区队等等,一共29支自发的民间抗日武装。

      1937年冬天,八路军115师所部独立团,在阜平县扩编为独立第一师后,改称晋察冀第一军分区。下辖在唐县组建的第一团,在阜平组建的第二团,在涞源组建的第三团(其中包括赵侗指挥的平西国民抗日军),另外还有河北游击军第十路改编而成的第25团和第26团。

      第二年,又编入了第六、第20和第34团,以及第一第二第三第十四个区队,每个区队下辖两个团,在不到一年时间里,115师独立团,在河北就扩编了17个团。

      晋察冀第三军分区是以八路军115师骑兵营和教导队为基础上建立的。指挥部位于曲阳县下河镇,所辖范围包括阜平、曲阳、唐县、完县、望都、新乐及定县。下辖独立第4团、骑兵团、第41 、42团,以及第六、第七两个区队,晋察冀游击军,第三军分区共有18个主力团。

      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,是由115师685团一个连的一个基础上组建的。所辖范围包括平山、行唐、灵寿、正定和井陉。下辖第5,第30,第36,第35四个团,第7、8、9三个大队,以及第八、第九两个区队。独立第一旅,旅长王光文。军区教导团,军区独立团,抗大第二分校,卫生学校。

      八路军冀中军区,下辖第六到第十军分区,共43个县,由吕正操的起义部队691团为基础发展而成,截止到1938年五月,已经发展到30多个主力团,一个支队,另外还有独立二团,游击第一师(三个团),游击第四支队,清苑支队,晋(县)束(鹿)支队,以及八路军第三纵队九个团。

      冀中军区实力雄厚,上级决定,从冀中军区抽调九个团以及独立二旅,划拨给八路军120师,进驻晋西北地区。

      随后又抽调三个团组成南进支队,划拨给八路军129师,南下作战,后来调往陕北,执行保卫延安的任务。同时划拨给129师的还有一个警备旅。

      罗荣桓要求新兵必须是高小以上文化程度,后来这批新兵中,出了六个将军。比例挺高的。

      上述部队都是八路军115师在河北扩编的。八路军第120师两个团(各缺一个营),于1938年11月进驻冀中,在河间扩编为两个独立旅后,返回晋西北。

      同年冬季,冀察热辽挺进军在平西根据地成立,挺进军以八路军第四纵队为基础,这个纵队由雁北支队和第一军分区的第三大队合编而成,另外还有由河北游击支队和昌(平)延(庆)县大队合编而成的第44团。

      1938年5月,八路军四纵一部开赴冀东,与冀东抗日联军联合,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冀东大起义。参加起义的人员,竟然超过了20万,分为18个总队。

      后来由于起义组织者的错误决定,起义部队决定放弃冀东,去往平西根据地与主力汇合。

      大概有将近六万人参加了撤退行动,一路上起义部队遭到日军的围追堵截,以及飞机的大规模轰炸,潮白河上,铺满了烈士的遗体。

      八路军129师是1937年11月中旬进入河北的。并相继建立了晋冀豫、冀南、冀鲁豫、太岳、太行等根据地。

      冀鲁豫一共有五个军分区,第一军分区,下辖邢台、沙河、内丘、赞皇、临城、高邑、元氏、井陉、获鹿等九个县。

      冀鲁豫军区在河北组建了六个大队(相当于团),七个支队(相当于旅),另外还有赞皇独立团扩编的新编11旅。

      冀南抗日根据地面积很大,平汉铁路以东。沧石公路以南,卫河以西,漳河以北的48个县。

      冀南抗日根据地是129师副师长创建的,下辖5个军分区,五个支队,4个新编旅(一旅三个团),30个战斗团。以及一个2万多人的东进纵队。

      太行军区下辖六个军分区,其中第一、第五、第六军分区位于河北,共组建19个战斗团,其中第718团和771团被调往陕甘宁地区,担任保卫延安的任务。

      冀东大起义后,留在冀东的八路军只剩下一千多人,但经过顽强的战斗,到日本投降前,冀东军区已经下辖5个军分区,全区有9个主力团、22个县大队、380多个区小队。

      八路军渤海军区隶属山东军区管辖。但渤海军区第一军分区却位于河北,所以也称沧南军分区,包括津浦铁路以东,沧县以南的八个县。

      1937年11月,当地民众7000多人,在旧县、黄侠镇发动起义,起义部队始称“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一军”,后改称第31支队。

      1938年7月,八路军第129师东进纵队之津浦支队来到沧南地区,将第31支队改称东进纵队第6支队,下辖三个团,1.2万多人。

      三个月后,八路军115师343旅一部也来到沧南地区,第6支队又归入115师麾下。

      津浦支队在沧南补充了3800人后南下,被划入山东纵队,后来成为八路军教导一旅的骨干。

      1940年6月,第6支队抽调4000多人组成鲁南支队,南下沂蒙一带执行作战任务。

      同年十月,第六支队改编为八路军教导六旅,下辖三个主力团,三个支队,以及八个县大队。总兵力达到三万多人。

      后来山东八路军挺进东北,山东七师和刘其人师都是沧南军分区的部队,他们分别是从黄骅和南皮出发的。

      据不完全统计,仅1938、39两年,八路军在河北就组建了184个团,参军人数超过40万,是山河四省中参军人数最多的。

      有山西的朋友说八路军中山西人最多,其实他没有考虑阎锡山的晋绥军,八十多个团的编制,分布在山西各地,留给八路军发展的空间并不多。

      就算是他们所说的代表武乡县,据说有2.1万人参加了八路军,可是抗战时期武乡籍烈士只有1067人,这个数字在河北排不进前100位。

      例如比武乡县面积、人口更少的肃宁县,就出了1800多位烈士,这还不包括那些无名烈士。

      当时冀中军区向晋西北提供了十几个主力团,所以牺牲在冀中的烈士,不会是其他省份的。

      沈鸿烈唆使部下秦启荣,在博山、益都两县边交界的太河镇,伏击八路军山东纵队一部。残杀了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潘建军,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等17名干部17。

      8月上旬,秦启荣又亲率所部9个梯队,偷袭驻莱芜县雪野镇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司令部,致使二十多名八路军干部不幸遇难。

      8月中旬,秦启荣又指使所部,在淄河围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、第四支队。导致数百名八路军战士不幸牺牲。

      国军控制着鲁西、鲁南、鲁中等大片区域,山东八路军既要打鬼子,还要提防国军背后下黑手,所以处境一度也非常被动。

      八路军牺牲的团职以上干部中,河北藉的占到将近百分之四十。也就是说,在战争中阵亡的河北藉八路军将领,比整个国军都多。

      至于牺牲了的八路军战士,就更难以计数了,河北每个县都至少有一个颇具规模的烈士陵园,陵园里最大的烈士墓,墓碑上都写着无名烈士墓。

      更多的烈士,都是被家人带回安葬的,像这样的烈士墓,在河北平原上随处可见。

      吕正操将军说过,抗日战争时期,河北有70多万战士牺牲在战场上。1942年,鬼子对冀南根据地进行的“四二九大扫荡”,我们牺牲的区连级干部就有5000多人。随后鬼子对冀中根据地进行的“五一大扫荡”,我们区连级干部牺牲超过三分之一,还牺牲了五万多名战士。许多部队都打光了,损失都统计不上来。

      在密云县水泉峪村,有个名叫邓玉芬老人,她有七个儿子,除了年幼的小儿子被饿死以外,其余的六个儿子,包括她的丈夫,都参加了八路军,都牺牲在战场上。

      有个叫王家川烈士,他在战场上手刃七个鬼子,他牺牲七天后,有个青年来到英雄所在部队,说“俺叫王家川”。

      青年哭了,他说:不改,王家川是我哥哥,俺如果战死了,俺还有个16岁的弟弟,也叫王家川。俺们村还有一百多个年轻人,他们也都叫王家川。英雄是不会死的。